优质央企、国企的年化贷款利率低至2%，而“三农”和小微业务的平均利率保持在4%左右。各类银行纷纷下沉农村市场，这不仅是政策要求，也是商业考量

　　“前几年我们的判断出现失误，认为国有大行服务‘三农’是在作秀，长久不了。但当监管不设考核后，它们依然高速下沉，这远超出了预想。”多位中小银行人士坦言。

　　《财经》记者梳理，自2019年以来，国有大行普惠金融贷款增速呈30%甚至40%以上增长。甚至有大行的农户生产经营贷款由三年前的400亿元飙升至当下的3500亿元，增长了近8倍。

　　相较于刚进入乡村时采取低利率“掐尖”的方式，目前大行开拓市场更具有策略性和商业可持续性：搭建农村“三资”平台参与支持社会治理；启动“金融副村长”，用以弥补网点数量不足、挖掘信贷需求；深耕相关产业等。

　　大行的高增速也给中小银行带来较大的压力。“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，银行业已出现充分竞争。如果总行给省分行下达的普惠业务增速是40%，一级分行和支行设定的目标增速可能超过70%。这给其他类型机构业务的发展带来了挤压。”一位农商行高管称。

　　从宏观的背景看，银行业经营逻辑的变化在于信贷市场遭遇资产荒。“国有大行对优质央企、国企的年化利率低至2%，而‘三农’和小微业务的平均利率还能保持在4%左右。其实各类银行都在下沉，这不仅是政策要求，也是出于商业化的考虑。”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八个月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.8%，较2017年累计下降3.1个百分点。该利率仍较房贷等其他贷款稍具优势。

　　对于大行的加码，多位中小银行人士称，起初不理解、震惊，也曾向相关部门反映，但逐渐接受。“这是大势所趋，小银行与其埋头做鸵鸟，不如主动寻找出路。”

　　中小银行能够找到自身的定位尤其重要。“大行进城我们就进镇，大行进镇我们就进村；等到大行进村时我们再上山、下湖，往更偏远的地方去。”近日，常熟农商行董事长庄广强在“2023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学术峰会”上称。

　　在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看来，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基础上，还要解决更深层的问题，把工作重心放在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上，要站在建立金融生态体系的立场上，公平对待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，让它们都能互相补充、互相依赖，建立起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，使得金融体系更加包容、更加健康，内容更加广泛。

　　2023年6月，多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》称，建立完善多层次、广覆盖、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。

　　另有行业人士认为，目前乡村金融还未达到饱和的地步，仍有堵塞点需要疏通。“例如受缺少有效抵质押物、担保不足、数据缺失等因素制约，农民长期以来的贷款难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。”农行山东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肖月强对《财经》记者称。

　　20年轮回。自上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启动，国有大行进军城市，大幅压缩县域业务。但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，大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回乡村。

　　“当时市场通常认为国有大行没有动力和能力来支持小微，只有小机构才能服务‘三农’。但现在来看并非如此，大银行也可以弯下腰。”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称。

　　出于战略调整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，当下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做小生意，并在内部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体制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。

　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6月末，涉农贷款余额54.6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6.0%；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1.03%，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0.3个百分点。

　　国有大行的业务增速更为亮眼。即便监管层对普惠小微贷款不再设增速目标后，大行依然保持30%以上的增速。就农行山东分行而言，至2023年9月末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23.36亿元，普惠贷款增速42.7%，较各项贷款增速高30.1个百分点。

　　农村经营主体和农户属于“长尾人群”，普遍存在“多、广、小、弱”的特点。在肖月强看来，这几年农户金融服务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。

　　首先，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让各级政府部门、更多涉农组织都参与其中，银行深入开展政银合作，不再是孤军奋战，形成了金融服务合力。

　　其次，IM体育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让更多农户上征信、学征信，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，营造了良好信用环境。再次，总行给与省分行更多创新的空间，例如该分行推广的“信息建档+线上办贷”双轮驱动作业模式，“抵押+农担+小额信用”三大产品线，这对批量化运作、标准化操作、智能化控险都起到积极作用。

　　大行业务下沉也离不开对科技的大力投入。有数据显示，2019年-2021年，六大行科技投入总和分别为716.76亿元、956.86亿元和1074.93亿元；到了2022年，其投入金额达到了1165.49亿元。

　　“同时，智能手机成为农民的新农具。”肖月强称，过去农户要贷款，至少跑银行三趟（咨询一次、交资料一次、签合同一次），办贷环节多，时间冗长。目前农户贷款，由银行利用移动办公工具，现场完成贷款调查、授信核定等工作。农户贷款申请、用款、还款仅需手机一点，瞬间完成。

　　大行行稳致远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能够提供综合化的服务。一位农商行高管曾对《财经》记者提到，中小银行在服务产业大场景存在劣势。不少地区支柱产业的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和信息流都要辐射全国，但小法人银行受到经营范围的限制（贷款不能出县，资金不能出省），无法支持客户在省外的业务，更难拓展全国产业链。

　　而国有大行则不同，能提供全场景、全客群、全链条的服务。“比如我们找到一家肉食加工厂的核心客户，进而推出综合化业务，在上游进一步延伸至农牧民，在下游对农贸市场甚至到小商贩提供金融支持等。”另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。

　　与中小银行相比，国有大行网点难以延展到村镇，但它们近年来开始用“金融副村长”类似的策略深入到基层。所谓“金融副村长”，银行与地方相关部门合作，由县委组织部门从各村挑选有责任心的人员，银行进行培训，让他们承担金融产品宣传和农户需求采集职责，及时响应农户金融需求，进而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　　“这既可以解决金融供需衔接问题，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乡村最需要的地方，也有效控制金融风险。”一位行业观察人士称。

　　未来国有大行的乡村金融业务是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？建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吴敏近期称，若大行凭着热情或一时冲动不计成本地推广，忽视经济效益，肯定行不稳，也走不远。大行在下沉的开始，就需构建自己的业务运作逻辑体系。

　　“市场是巨大的。大行要做的是和中小行共享、相互赋能、相互支持来优化农村金融的发展环境，而不是拼抢客户；另外，普惠金融在乡村的落地之时应把风险防控作为整个主线。”吴敏表示。

　　除了提供纯信贷服务，大行还正探索培育“三农”客户诚信文化等。“例如我们对验收合格的‘示范村’辖内各类主体给予优先提供贷款、利率定价优惠、费用减免等激励政策。另外，健全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机制，共同维护农村信用环境等。”肖月强称。

　　无论是起初简单粗暴的“掐尖”优质客户，或是目前组建“三资”平台、实行“金融副村长”等，大行在关注“三农”市场的同时，或多或少地对中小行带来困扰。

　　“大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”一位西部地区省联社高管对《财经》记者称，之前农商行花费多年才评定的信用户，在国有大行进场后，以更高额度、更低的年化利率（不足4%）轻松抢走。

　　但同时，随着顶层设计要求中小银行回归本源，其异地业务、大额业务受限，服务当地的“三农”和小微是为数不多的选择，也是立足之本。

　　为了差异化发展，庄广强称，该行曾做过利率分布的地图：常熟的县城以及周边的郊区镇利率明显低，常熟和无锡、昆山接壤的地区明显利率偏高。这说明受制于网点和人工，大行的客户经理还没完全覆盖，这也给小行带来了业务机会。

　　另外，国有大行利用金融科技的能力，较好地覆盖了拥有社保、医保的人员。“但难以对缺乏相应数据的新市民进行较好的服务，这也是一块蓝海。”庄广强表示。

　　在授信上，中小银行选择了较低的户均贷款额度。“大行户均贷款在500万元-1000万元之间的比例相当大，当下对小客户还看不上。我们基本上户均贷款额度在100万元以下。”一位农商行副行长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。

　　一些更加下沉的村镇银行户均贷款额度更低。例如在2022年末，13家泰隆村镇银行总资产157.31亿元，总负债140.72亿元。IM体育有效贷款客户4.34万户，户均贷款约30万元；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90%；100万元（含）以下贷款客户数占比超过95%、余额占比超过70%；500万元以下贷款余额超过99%。

　　在风控上，与过去想象中不同的是，银行业在下沉中发现，乡村金融的不良率并不高。多位行业资深人士称，绝大多数的农民诚实守信，真农业、真经营的信贷业务不良率非常低，可以控制在1%以下。

　　“其实对农民发放贷款没那么复杂。银行经理通常问农户几句话：你是谁（是否婚配，家庭情况如何等）、你从哪里来（过去做什么，在其他银行有没有贷款，这次为什么申请贷款等）、你到哪里去（以后打算做什么生意，如何还款等）。只要真人、真事、真交易做到位了，不良率就会降下来。”庄广强称。

　　金融供给建立在有效的需求之上才能产生效率。乡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产业的发展。若没有产业的支撑，乡村经济和金融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。

　　在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看来，首先，每一个县都要1个-3个主导产业，（银行应）瞄准这些产业提供相应服务，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者农业从业者有金融获得感。

　　其次，金融环境还需要基础设施支撑。“水、电、路、气、房、网”代表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，目前基本上都做到了，不过（下一步）设施的管好、用好、养护好还需要金融提供很大的支持。

　　再次，虽然目前现代农业发展非常快，但仍容易受到自然环境、市场环境的影响，为农户提供更加便利或者低息的金融支持还需很多政策打通。

　　农村市场主体缺乏抵押资产、产权难以流动也是障碍之一。“目前农户融资覆盖面较广，但贷款的满足率并不高。银行应联合其他部门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农村住房财产权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纳入可抵（质）押的产权范围，推出相应的融资产品。”有银行业人士称。

　　目前，不同商业银行正在探索和推进。肖月强表示，正从农户缺乏抵质押品和担保人的实际出发，作出“小额信用方式、大额农担担保或抵押”的制度安排，打破了传统贷款产品依赖抵押担保的固有模式。

　　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布局。政银搭建的相关信息系统和推广的‘三资’管理平台，可以提高农村集体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管理的规范化、信息化水平。”肖月强称。

　　另外，以农户为受众的金融产品较为单一，不够完善。例如当下金融理财产品的起点金额、发行时间和期限设置未考虑农民收入的周期性、季节性特点；农民消费信发滞后，金融机构尚未开发针对农民的农村住房贷、大额耐用品贷等。

　　“普惠金融体系应包含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，不应该只是指一两种金融产品，而应是从期货到保险、信贷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金融产品都具有包容性，都能够从各自的角度去帮助中等收入以下的人群。”贝多广认为。

　　不过，随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，具有5亿农民、2亿农户、230万合作社、390万家庭农场、90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乡村将吸引着更多银行业的目光。“这将是金融机构的下个主战场。”多位银行业人士称。

　　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财经五月花”（ID:Caijing-MayFlower），作者：陈洪杰，编辑：袁满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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